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货币政策受制物价走势

发布时间:2021-01-21 14:38:23 阅读: 来源:玻璃微珠厂家

货币政策受制物价走势

最近,央行召开全国工作会议,从会议透露的信息看,2013年“稳健货币政策”在表述上和过去已经出现差异,但思路上并无太大转变。在货币政策的表述方向,央行说:“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,着力提高调控的前瞻性、针对性和灵活性。要处理好稳增长、调结构、控物价、防风险的关系,把握好货币政策调控的重点、力度和节奏。合理运用流动性管理工具组合,发挥好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逆周期调节作用,保持货币信贷总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平稳适度增长”。  这里值得关注的是,央行把“通胀”一词换成了“物价”。实际上,我们可以观察到,中央文件当中,早就把“通胀”换成“物价”,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报道中,“通胀”一词甚至一次都没有出现过。这是一大进步,我们不能简单地把物价上涨等同于通胀,这其中的问题原因十分复杂。而过去我们把“物价上涨”简单等同于“通货膨胀”的结果是,别有用心的人借用老百姓的简单认知,绑架中央政策。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,以至于不该紧缩货币的时候,拼命紧缩,结果把中国实体经济推向崩溃的边缘。  我反对简单地把物价上涨归结为通胀,并非主张通胀,而是要客观分析物价上涨的原因,对症下药。  有人说,作为货币政策主管部门,强调对通胀的关注无可厚非。当然无可厚非,但只关注通胀,把它放在第一位,认为“悠悠万事唯此为大”那就错了。因为,我们面对的世界正在经历货币极度宽松的时代,已经高度开放的中国,必须拥有应对之策,而不是仅仅目光对内,无视国际环境变化对中国的影响,强调货币政策独立。  我们注意到,央行的一个新提法:“完善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,”继续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国家重点在建续建项目、“三农”、小微企业、现代服务业、新兴产业等的信贷支持。太重要了,我认为,不仅是评估的问题,更重要的是检讨。因为,过去中国信贷市场实际已经形成“双轨制”,被口头上支持的方向,实际恰恰是“量少价高”的领域。  我认为,2013年压制中国经济良性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确实是物价问题。去看看国际商品市场,石油、铁矿石等一些工业原材料价格已经开始蠢蠢欲动,在全球极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影响下,那些以美元计价、结算的商品价格该如何走势?这是2013年最大的经济风险。  风险明摆着,关键取决于我们如何应对。还是那句话,此时,中国无论如何不可以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,也不能主动采用扩张性货币政策。那怎么办?至少是中性,最佳是“宽平衡”。  如果央行再次以大力度的货币收缩应对CPI上涨,那我们就有必要考虑清空手中的股票。因为,这样的政策会导致内需严重不足,会导致中国制造业过剩产能的“崩溃式收缩”和银行信贷的“爆发式坏账”。那将是中国经济危机。  推进城镇化也要防风险  新型城镇化已经成为全国最热议的话题,自从高层多次强调未来中国的动力在城镇化之后,各方讨论正在走向白炽化。最近一段时间股市触底大反弹,就是基于这个概念而生发的。而最近,又有消息传出城镇化将会拉动40万亿的资金,这比2008年所谓4万亿拉动的资金量更大。  我们此前多次强调中国问题动力机制在于城镇化,中国城镇化问题是世界罕见的人类生活和生产方式大变迁,中国人口众多,城镇化带来要素重组是一项非常复杂的挑战,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动力。  中国的城市化问题经历了三大阶段:第一个是限制城市化问题,由于农业和工业体系无法支撑如此庞大的城市消费群体,而且大量人口集聚在城市也带来很大的管理问题,在这种情况下,中国通过户籍制度和遣送制度限制城市化的发展。曾经出现上山下乡运动和流民遣送回原籍运动,就是这种思路的体现。  第二个阶段是摆脱城市化思路,选择城镇化作为推进中国城镇化进程的主要路径。城镇化与城市化最大的区别是摆脱了集中发展大城市弊端,特别是拉美城市化出现的问题,是中国借鉴的一面镜子。从最初的离土不离乡的尝试,到经营土地为主要特征的城镇化措施,虽然有些尝试效果并不好,但是,中国城镇化率迅速增长,并很快超过50%。  第三个阶段是中央最近提出的新型城镇化的战略。这个战略核心点有两个:一个是打破束缚人口流动的户籍制度,一个是限制城镇化的土地制度约束。所有这些问题归根起来就一个问题:推进城镇化是社会共识,问题是从哪里获得资本。户籍制度为什么总是放不开,最主要原因户籍背后隐藏着巨大的福利支持,福利是需要资本支持的,没有福利支撑,户籍几乎一文不值。土地制度约束之所以难以打破,当然也有其他社会性原因,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如何渐次释放如此庞大的财富,在释放财富过程中,如何分配这些财富。为什么这些要有资本支持才能变成现实的财富呢?原因很简单: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,最主要的是要有土地性质改变才能有城镇化的空间,要有人口支撑才能促进城镇化发展,要有资金支持才能现实地推动城镇化。  但是,推进城镇化也有很大的风险:第一个风险就是城镇化负债风险,政府经营土地财政会导致土地价格上涨和房地产市场上涨,挤出了很多实业和人口,在这种前提下,很多地方大举借债,如果没有货币性超发,很多地方政府不知道破产多少次了。40万亿的资金如果一窝蜂出炉,一旦遇到风吹草动,债务危机爆发,不知道会将中国拖向何处。  第二个风险是土地转型的风险。土地转型不仅仅事关整个经济转型,更主要的是关乎整个社会稳定大局。就当前来看,不能搞运动式土地制度变革,这个问题事关重大,还是应当有序地推进为妥。运动式改革土地是能够铲除很多城镇化的障碍,但是,运动式改革可能会导致利益分配不公正,会导致浪费和形式主义,不但达不到推进城镇化目的,还可能走向反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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